国势

说到《临时约法》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临时参议院为了制约袁世凯，不惜以手中的宪法为代价，秦时竹当时为了北疆的利益和换取缓冲时间，也答应了，但是时易则事变，也到了更弦易辙的时候。
此时梁启超才想起袁世凯交待给他的任务，笑道：“复生此举，袁公必然大开怀，谓知我者复生也……”
“回去烦禀大总统，此间国事纷扰，时竹眼下无能为力，也无力置身其中进行调停，望他妥加处置，为社会计，为人民计，轻易动荡不得……”
梁启超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后心满意足的走了，朱德也跟随他一同离去，他们的目的地是相同的，先回北京，然后去云南，与蔡锷会面。





国势 第185章 分化组合
第5章 分化组合
会见完三人后，秦时竹和葛洪义交换了意见。
“国民党还是老样子，既要我们帮忙，又不肯真给好处。”
“他们也是昏头了，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的道理都不懂。”秦时竹不以为然地一笑，“军火卖出了多少？”
“说是至少要买00万，不过希望分期付款。”
“不行，必须按时付款，孙大炮要是打了败仗，我找谁要钱去？”
葛洪义大拇指一翘：“老大英明！”
“最近稽查工作做得如何了？”宋案发生后，袁世凯假惺惺地下总统令全国搜捕，秦时竹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机会搜捕其余各方势力安插在北疆尤其是东北的奸细、特工，无论袁派、国民党派、日派、俄派还是流氓、地痞，统统都由警察局抓捕进去，名单由腾龙社控制。一旦进去后，就得在模范监狱呆上一段日子，即使最后因为其余各方压力而被释放出来，在大剂量辐射的照射下基本也活不长久。整肃社会，没有一个安定的局面不行，在腾龙社和警察局的双管齐下之下，阴影社会的活动受到强烈抑制。
“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新疆方面的事情调查清楚了吗？”
“基本摸清楚了，确实是杨增新扣留了我们给的奖金。”收复科布多后，由于新疆守军立有大功，秦时竹代表北疆方面给其发去50万奖金，一方面用于抚恤阵亡受伤将士，另一方面也是对英勇杀敌的将士的褒奖。这笔钱是直接汇款给新疆都督杨增新的，但杨增新先是借口因为拖欠其余部队军饷，需要发放为由要求先扣留了一半奖金用于填补窟窿，驻扎在科布多的范山河部大度的同意了。但据最新消息传来，杨增新扣留的那份，又扣下了一半，只有一半用于发放拖欠地军饷。
“还有的一半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据说挪用到其它地方了。”
“又没有纳入个人的囊中？”
“这个不好下结论，他对范山河部是说已经发放完毕，对欠饷部队却说范山河他们只同意提供四分之一，这个老混蛋倒是搞得两面光。”
“很好。很好。”秦时竹笑了，“我们和袁世凯开价的东西有了。”
“什么开价？”
“我们既然已经表态支持老袁，如果不问他索取点好处，老袁岂能不疑心？不要忘了，奸雄可不是这么好糊弄的。”
“也是，趁这个机会把新疆弄到手才是正道，老袁不甘心也得让出来。”
总统府的袁世凯正对着秦时竹发来的电报发呆，他刚刚接到数个消息。可谓有喜有忧。首先是中、俄第二阶段谈判已经结束，中、俄两方就战争责任、战争赔偿达成了协议。中、俄两方共同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局部冲突，无意冲突，并不会因此“损害两国间传统友好关系”（鬼才相信这些话，中、俄之间从来没有友好过）。双方都对此次冲突表示遗憾，但也不认为是对方蓄意挑起的，因此，各自放弃对彼此地战争赔款要求。彼此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中国主要是城镇损失，俄国主要是铁路器材损失），随即进入第三阶段，也是最为困难的一个阶段――有关俄国中东路驻军、现在关押的俘虏和缴获的装备问题，但毕竟坐在谈判桌前了，各国舆论都对中、俄最后妥协表示好。上次草签的库张铁路正式签约，只等中、俄第三阶段谈判结束，立刻在各国市场上公开发行债券。募集资金。
徐世昌给自己带来的消息也是利好居多，从秦时竹的话里，徐世昌读出地信息是这样的，此次事件应该尽力法律解决、政治解决，切不可随意动用武力，倘若国民党人挑衅在先，动乱在先，北疆绝不参与。并会站在中央的立场上予以谴责。这虽然束缚了老袁的手脚。但只要能挑起国民党人先动手，他就有名正言顺的借口。
梁启超地话说得更加隐讳点。不光是这件事情，希望在所有事情上，袁世凯都能把表面工作做好，最好是能够在程序上取得合法性。至于宋案的解决，也必须依靠这个途径，不然难以向天下交待。在国会、内阁、宪法等问题上，秦时竹的意见基本和袁世凯一致，袁世凯当即表示，如果真的按照秦时竹所说地行事，他愿意并且希望人民党和进步党联合组阁，至于内阁总理的人选，可以由两党联合推选，他并不予以干涉。
秦时竹给自己帮了不少忙，怎么就没有提条件呢？袁世凯有些纳闷，心里也有些惴惴不安，这会不会是秦时竹给自己下套，当面说得很好，背地里再搞一手？似乎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秦时竹大肆贩卖武器给南方，袁世凯从来就是知道的，但一直装聋作哑。这次如果还是卖武器，他可以视而不见，若是其它，就比较麻烦了。
在焦虑、不安、疑惑中渡过了两天，第三天他收到了秦时竹的电报，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秦时竹果然是要来给他讲条件的。条件不多，但每条都切中要害：第一，新疆都督杨增新有贪污嫌疑，要求立即予以查办；第二，在中、俄冲突期间，对立有大功的北疆国防军授予“祖国之盾”荣誉称号，用来表彰全体将士；第三，由于无法获取战争赔款，损害城镇的恢复费用希望中央能够拨款，倘若中央财政有困难，应该授权北疆对外借款，以中央财政偿付；第四，由于北疆肩负国防重任，地域广袤，人口稀少，在洽谈中地善后借款部分，要分拨给北疆一部分充作建设经费。
在袁世凯来，秦时竹无非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钱，一个是要地盘，至于所谓的“祖国之盾”荣誉称号，在袁世凯来，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不值得一提。虽然秦时竹没有明说要哪块地盘，但他插手杨增新一案的事实已证明了他要将新疆收入囊中，虽说新疆在法理上确实接受北疆管辖。但在实际上却是游离与中央和北疆之间，来秦时竹已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了，这是问题的关键。至于要钱，倒也不是最紧要之处，只要善后借款达成，分给秦时竹一些也不碍事。
袁世凯思来想去，虽然把新疆让给秦时竹颇为心痛，但大敌当前。稳住北疆这支生力军才是最重要的，秦时竹借口查办杨增新是假，要拿下新疆、巩固北疆是真。考虑到自己一旦平定国民党后就将对付北疆，袁世凯大笔一挥，写下“此事着北疆巡阅使秦时竹全权查办。”
由于南方反袁情绪一直在高涨。袁世凯也加强了战争准备。在得到了北疆近乎中立的保证后，他更加放心大胆地备战，宋案方面，袁世凯更加无法无天。在法庭不得不宣布延期审理后。元凶武士英被赵秉钧派人毒死在上海监狱里。紧接着，由于证据不足，应桂馨被宣布保释，在家听候传唤。哪知应刚刚回到家里没几天，虽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应家还是在一天夜里燃起大火，熊熊的火光吞噬着应宅。由于火势甚大，较难破灭，等天明时分控制住火势后，应宅已被烧成一片白地，应桂馨本人自然也难逃此劫。根据调查，有故意纵火地痕迹，现场也发现了相应地助燃剂，但却无法追查到纵火犯。只能当疑案处理。所有人都在揣度。大概又是北京城的某某干地，袁世凯处以风口浪尖。也不在乎再多几条传闻。
5月日，总统府召开第二次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了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妨害敌军之集中。”李纯即于5月2日命令所部主力开往田家镇，分兵武穴，监视九江及安徽方面，又命令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开往兴国，并亲率师部进驻蘄春。继六师之后，北洋第二师也于随后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为六师后援，并弹压湖北地面。湖北局面，原本是革命派、中间派和北洋派各一个师，在此情况下，北洋派的师变成了三个，中间派控制在共和党手中，也倾向于北洋，北洋派的力量顿时在湖北有了压倒性地优势。
与他同时，由于驻上海一带的海军舰队倾向革命，海军总长刘冠雄悄悄派人运动海军拥袁。5月中旬，海军部把这些舰队调赴烟台集中检阅。当时，孙中山主张阻止海军北上，但黄兴、陈其美以为无碍，未予阻拦。结果，海军为袁世凯所收买，改变了政治立场。至此，袁世凯已摆好了决战的阵势。
国会方面，随着国会进程的陆续进行，国民、人民、共和、民主、统一五大政党以国民党为一方，人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为另一方，为选举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经多次预备会的争吵，五党商定4日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互选规则等案。6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会，吴景濂由于主持临时参议院的成绩有目共睹，再加上“反国民党”阵线的联合，当仁不让，以高票当选。次日，作为交换，在众议院选举议长时，人民党全体支持民主党汤化龙，由于事先协调得力，汤化龙最后战胜对手，当选为议长。作为政策协调地代价，支持此二人当选的国民党稳健派获得了两院的副议长位子，大敌当前，国民党内部的稳健派却和激进派吵得很凶，在外人来，他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大于国民党与反国民党阵线地矛盾，或者确切地说，所谓“反国民党阵线”其实是反国民党激进派阵线。
当然，不能因为国会里存在着种种政客的交易就抹杀国会的积极意义。国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近代中国地历史环境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它作为资产阶级国会，其成员却大多是原清政府的官吏(包括参加新政权的旧官吏)和士绅出身的，与封建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密切的议员，主体是旧时代的精英分子，而真正的资产阶级议员反而为数甚少，总体上偏向保守。
从阶级立场上划分，大体说来稳健派（中间派）地观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人民党的中间道路甚合他们的胃口。《人民日报》上曾载文说：“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盼以渴望太平之隆盛，—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安，较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乱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首，轻心发难乎？发难之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也……”这就反映了主流舆论的态度，宋案是要追究的，但借机搞二次革命，用武力对付就是不应该了。
与人民党的合作以及秦时竹的保证，提高了梁启超地地位，也大大加速了进步党地成立，决定在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后，由梁启超担任实际领袖，虽然合并过程一直不顺利，各党为自己的利益争执不下，但当时不断发展变化地政治形势决定了这种搁浅是不会长久的。
随着由宋案而起的反袁事态的扩大，袁世凯对三党相倚之心也更加急切，而三党急于与袁撇清关系的态度也更加明朗。梁启超抓住有利时机，借商议议长席位时，与各方反复磋商，梁启超、孙武、汤化龙、王赓等要人皆到会演说，一致强调为取得议院多数，三党务必彼此容忍与牺牲各方面之小意见、小问题，追求合并成功。20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特别会，讨论党章及成立大会有关事宜并选出新党本部职员。22日，举行三党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




国势 第186章 局势恶化
第6章 局势恶化
当军事准备不力，国会孤立无援时，国民党方面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特别是武力倒袁的主张受挫，法律倒袁的希望也十分渺茫，使得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涨起来。5月的政治形势可谓错综复杂，人心起伏跌宕。
首先起来担任调停的是老革命党人谭人凤，他在上海和王芝祥一起，在各界人士中奔走，联络一些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反对袁世凯的督抚，如岑春煊、李经羲等人，出面主持公道。岑春煊也正愁找不到攻击袁世凯的路子（两人一贯不和），领衔发表致袁世凯及各界通电，一方面要求将洪述祖引渡归案，赵秉钧出庭受质，另一方面呼吁和平解决。
一贯以老好人自居的黎元洪，也致电黄兴和湘、粤、赣、皖四督，但他的立场是偏向袁世凯的，他竭力为后者担保说：“项城为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敦劝黄兴与四督：“我辈惟有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之裁决，以免举国纷扰。如尚有疑猜之黑幕，不难联合各都督全力担保，永守共和之责任。”貌似忠厚，并以长者的口吻告诫他们说：“此事和平分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黎菩萨的心理战也不可小视，他用保守既得利益的思来打消革命党人的战斗意志。 ·
江苏都督程德全担心爆发战争，通电各方呼吁和平，要求停止纷争，并向双方自作保人，说：“政府固无平叛之心，民党亦无造反之意。二者若有其一，德全愿受斧钺，以谢天下。”（这烟幕弹放得太有水平了，若两者皆有呢？）。
浙督朱瑞也起来积极充当调解人，他致电黎元洪及苏、滇、闽、桂各督，请黎元洪联合各省“一方电请大总统厉行职权，确立威信，一方致电皖、赣、粤、湘四省。晓以大义……”。由于朱瑞捧袁的作法太露骨，不象调停人，程德全等不赞成，迟至5月底才由浙、滇、闽联名发表。
鉴于袁世凯的严重压力和国民党尚未做好应战准备的严酷事实，谭人风为避免国民党势力遭到摧残，加紧调停活动。在他地策动下，调解人分成二路，一路争取黎元洪。由岑春煊、李经羲二人前往，一路争取袁世凯，由他和王芝祥二人入京与袁晤谈。
但袁世凯已经作好了军事和政治准备，自然不愿再同革命党人讲什么调和。由于他的首要目标是江西，故而迷惑的越久越有利。早在谭人凤调停之前。李纯的第六师已经部署到位，前锋进驻武穴，并拟进占其它战略要地，在兴国、新春一线对李烈钧部形成压力。与江西码头驻军隔江对峙，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动武。
袁世凯又通过黎元洪向李烈钧施加压力，谋求通过政治手段迫李下野，企图兵不血刃拿下江西。黎元洪甘当袁世凯的马前卒，屡次托人劝李“待身引退，举贤自代”，但李不为所动。断然表示拒绝。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密电驻守九江的欧阳武，请其率军撤防，并暗示可荐其代李出任赣督。这一招釜底抽薪果然见效，赣军将领在袁世凯派人策反下纷纷动摇，江西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先后向袁系私通款曲，袁世凯又通过赣籍议员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其弟欧阳武策反。在这样的诱惑下。欧阳武遂密电李烈钧要求和平解决，并撤退前沿防兵。
李烈钧在内外压力下。鉴于革命党人土气消沉，不得不表示退让，电告黎元洪：“现已将炮营调离码头，该处步队并令陆续调离。”在袁世凯的命令下，北军自武穴前沿撤至田京镇，形势稍有和缓。同时，李烈钧也派彭程万赴京陈述政见，黎元洪按照袁世凯地意思，向李提出了调和的最低方案：“(一)公开声明服从中央；(二)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三)九江镇守使由中央派员接任。”并且限十天内答复。这种要李烈钧改变政治态度并卡住李烈钧喉咙的调和办法，他当然不能接受，不待十天，就由省议会出面，拒绝了黎元洪的最后通牒。
时局到了转折的关头。早在此前，袁世凯已在中南海海宴堂召开第三次秘密军事会议，除部署军事外，袁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让因宋案受到舆论攻击的赵秉钧称病请假，组成“战时内阁”，从而加强了军事控制，增强了战争气氛。
此时，拥有兵权的革命党人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甚至亲赴粤主持其事力劝之，亦不听。胡汉民曾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兴师北上。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公然反对，扬言：“倘有径行出师、反抗中央、自召灭亡者，过虎门时，当以巨炮对待。”由于诸将消极抵制出兵，胡汉民无可奈何，选罢出师之议。
整个9年的春夏之交，国民党都是在犹豫、动摇、观望、变乱、内讧地气氛中度过的。柏文蔚虽曾有皖、赣先行发难的建议，但顾虑到皖、赣军力薄弱，态势突出，处境危险而未能实现。不得已，命令陈其美先宣布上海独立，但上海区区弹丸之地，兵、饷、械均缺，根本难以对抗，实属有心无力。
广东力量虽雄厚，但主政官员意见分歧，力量根本凝聚不起来，湖南也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局面。而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皖、粤、湘四督的联盟，则是对国民党武力讨袁地最沉重的打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下，国民党已未战先乱。
5月0日，在拖延许久的情况下，上海审判厅不得不在宋案要犯缺席地情况下开庭审判。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金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洪尚未到案。请求缓期开庭公判，并强烈要求上海厅强行拘传赵、程到案。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反对开庭审判，他宣称现任本审判庭成员末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审资格。山于原告、被告双方律师抗告，上海地方审判厅未经审案，不得不宣布退庭。
在此期间，曾与汪精卫一起谋刺过前清摄政王的黄复生（谋杀良弼也与此人有关）、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黄兴给的三千元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但周予觉在袁世凯侦探的追踪下自首，由他的妹妹周予傲出面，编造假供，谎称黄兴组织“血光团”，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
北京当局对所谓“血光团”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作为对宋案的抵制措施。谢持也于三日后在北京住处被捕。但他作为为议员，搜查他的住宅又末获证据，经国会抗议不得不予以释放。谢随即逃离北京。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6月4日，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检两厅，加强了对司法机关地控制。新改组的司法机关当即向上海发出传票，传居住租界的黄兴到案对质。黄兴于次日不得不赴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只因京厅证据不足，租界当局才未令黄兴到案。
黄兴的作法（无论是暗杀还是对质），当然无助于宋案的法律解决。宋案早已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台。法庭冰风、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的冷落局面，所谓法律解决，完全成了空谈。
至于国民党在国会内的斗争，同样没有任何成效。正当革命党人士气消沉，宋案法庭无能为力，国会瘫痪。谭人风调和失败之时，汪精卫、蔡元培于6月2日从欧洲回到上海，并立即和赵风昌取得联系（南北和谈时，正是此人居间调停），准备通过他去与袁世凯谈判，为南北调和进行最后的努力。
汪、蔡与赵拟定地调停地基本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他政要为正当之宣告”。而袁世凯方面，则是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并申明在正式宪法出台前不予有所撤换，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地血光团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这些条件对袁世凯非常合适……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很难说袁世凯不动心，但他地立场稍微有些和缓，上海发生的进攻制造局事件又刺激了他动武的决心，这最后一次的调解机会也失去了。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革命地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又去联络上海籍的工党领袖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在策动起事的过程中，他们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来组织队伍，联络的对象主要是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
对于他们地某些活动，早在5月初就有人向袁世凯报告，并由袁转告江苏都督程德全。5月26日袁世凯特意去电嘱程拿办张尧卿。黄兴、陈其美得悉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后，一方面阻止制造局中的国民党党员参与其事，一方面派黄郭赴宁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并知会制造局督理陈幌戒备。希望以此能撇开与国民党的干系。
程德全等等得到情报后，作了周密的布置，并派间谍打入起事者内部进行侦察,所有动向其实早已得知。5月日凌晨时，徐企文率领一百多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进攻制造局，当即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一哄而散。
这次事件大大刺激了袁世凯，他认为国民党的稳健派已控制不了激进派，认为非动手镇压不可。黄兴等人控制大局地努力，在他眼里只不过是区区缓兵之计而已。其实，黄兴等人地想法即使暂时能够实现，也无非是把急病变成慢性折磨罢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抵抗袁世凯呢？他们一度寄于希望的通过法庭和国会来倒袁地斗争，在南北调和声中，已陷入了奄奄一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