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势

第章 三方角逐
几乎在袁世凯派人联络的同时，革命党人也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及广东、湖南省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会上李、柏两人皆主战，柏文蔚表示：“愿首在皖发难。”
孙中山、黄兴仍争论不决，结果采纳黄兴建议：分电广东、湖南两省，征求胡汉民、谭延闿的意见，再行决定。电报发出后，两边回电，却是皆主张法律解决。因此，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制定出兵讨袁的计划。孙中山又提出联日计划，拟再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持，黄兴以中国内务不使乞援相劝阻——可见还是黄兴比孙中山有骨气的多，孙中山其实是头号亲日分子！
由此，孙、黄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相持不下。在国民党内，也就形成了主张武力解决和主张法律解决的两种不同意见。大体说来，原来的激进派都主张武力解决，原来的稳健派多主张法律解决。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也多主张法律解决。在国民党掌握的各省中，江西、安徽两省倾向于尽快出兵，湖南因立宪派谭延闿做都督，广东由于胡汉民和陈炯明内部争权，矛盾重重，都主张争取法律解决，福建都督孙道仁则思得思失、举旗不定。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各军中，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上层则多取观望态度。
国民党内部尽管存在分歧意见，一时做不出全党统一的决策，但在揭露和谴责袁世凯罪行方面，态度是一致的。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掌握的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宋被刺的经过和各地的强烈反应，对袁世凯、赵秉钧表示强烈声讨。
4月日。国民党上海支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追悼会在上午0时开始，由居正主持，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徐血儿报告宋教仁的生平，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出席追悼会地有万余人，在场外有万余人，乘车前来静安寺参加迫悼会的人。挤满了每辆电车。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于右任等人，都把矛头直指主凶袁世凯。
人民党南方局也送去了花圈、挽联表示哀悼，但在追查真凶的问题上，强调法律解决，并声称要一并解决陶成章、章太炎的案子，国民党虽然不喜，但也不好开口拒绝，两边面和心不和。至于一般民众。根本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出于激愤，自然也主张全盘解决一切案子。
军事解决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法律解决只能依旧推行下去，但纵使这样。袁世凯也不肯答应。老袁对南方革命党人采取拖延的手法，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
为此，黄兴以个人名义。致电袁世凯，指出中国司法不独立，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牵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宋案呈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并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似可不必。”
但黄兴恰恰忘了，正是国民党天天将《临时约法》挂在口中，给了袁世凯可乘之机，袁世凯的逻辑很明确。我这是按照《临时约法》办事。你不是让我尊重约法吗？怎么事到临头，反而又要我破坏约法？无聊的笔战、口水战打了三天。国民党不得不屈服。
由于特别法庭在袁地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只得按常规的法律程序，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由于上海审判级别较低，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4月2日，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但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声称上海方面违反程序，拒不到案。
上海地方检察厅无奈，只能命令陈英齐预审应桂馨和疑犯武士英，并向京师检察厅发出传票，要求拘捕嫌疑犯洪述祖，但洪本人早就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逃到了青岛德租界。上海方面鉴于洪述祖迟迟不能引渡，不得不推迟将宋案移交审判厅开审，并要求外交部向青岛德国当局交涉，从速将洪引渡归案。
结果可想而知，外交部也操纵在袁世凯的手中，对于引渡一事，自然不甚热心。而且洪述祖在德国当局的庇护下，4月26日还从青岛发出通电，为自己和北京政府开脱罪责。声称：“述祖宗旨，不过欲暴（曝）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能少受其党派**之苦而已。故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
与此同时，京师检察厅在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下，才在期限地最后一天向赵秉钧发出传票，但赵秉钧根本无视司法独立的尊严，他在给京师检察厅的复文中，除继续一口抵赖自己的罪责外，断然拒绝到案。为此，他还假惺惺的声明：“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25日呈明总统，资假五日在家，自未便赴护。”京师检察厅也不是真地要传呼赵秉钧，一接到赵秉钧的复文，便立刻转发上海，算是交差。
由于宋案要犯迟迟未能判定，审判一拖再拖，只能再次宣布延期。法律解决似乎也碰壁了。
但袁世凯却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通过反对派报纸一再乘机夸大其词，纷纷宣传国民党都督准备反抗中央的消息，并有赣、闽、粤、皖、湘组成五都督团地流言。四川共和党报纸甚至登载消息说，国民党“密议拥戴孙、黄发难，以苏、浙、皖、赣土地抵借日款，购日枪械，割据东南”。报纸说出了孙中山想为而不能为的事情，不仅国民党方面无所裨益，反而更遭人嫉恨。到这个时候。已没有人指责秦时竹闹军阀割据了。
在第二次会议上，虽然李、柏两督主战，柏文蔚甚至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但孙、黄之间仍争论不决，而革命党的统兵将领普遍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苦练军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孙中山仍然立即主张兴师讨袁。黄兴的态度有所转变。认为武力讨袁也可以考虑，但现在袁世凯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
黄兴的态度总算是退了一步，从不同意到同意稍缓，由于各省掌握兵权地将领多数同意黄的意见。孙中山碍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这次会议地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同时达成统一意见，派人和北疆秦时竹联系。
稳健派由于怯战。依然把倒袁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当宋案证据公布之后，稳健派的主要喉舌《民立报》于4月2、29、0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统论大暗杀案》，他不顾笼罩中国大地的战争乌云，仍在从容论道：“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乃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熄甲兵，独夫何能为？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也……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他天真地认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
5月日，国民党北上联络秦时竹的特使也到了沈阳，在此之前。梁启超和徐世昌也相继赶到了沈阳。三方力量地大角逐，即将拉开。
三方虽然都派人前来北疆打探情况。联络感情，但来地借口和目的都不尽相同。徐世昌是代表袁世凯来地，但他公开的身份却是为了编修清史而寻访清之故都；梁启超半是代表袁世凯，半是代表三党合作的来地，但借口却是联络党派感情，为国会的正常运作出谋划策。国民党方面则是秘密派遣代表前来，此人是李烈钧的心腹，一贯经手北疆和江西之间的军火交易。
诚如秦时竹所说，国民党高层虽然明确了要联络北疆的方针，但真正能和北疆、秦时竹说得上话地没有几个，特别是几个极力主张用兵的激进派，更是没有交情。他们平日里经常攻击秦时竹闹割据，是军阀，事到临头，居然要去联系军阀，无论在舆论上还是感情上都难以接受。至于陈其美，更是心里有鬼，激进派这时才发现，往日攻击北疆过于过火了，弄成目前这个孤军作战的情况，只能指望着李烈钧的秘密渠道了。
秦时竹在安排上也很有意思，既然徐世昌和梁启超是公开前来，那他就要大大方方、风风光光地接待，还要陪同俩人去清宫转转，去北陵，李烈钧的代表是秘密前来，就打发给葛洪义接待，方针已定，要想购械？可以，出钱，而且必须是现钱，除此之外，就一律唱高调，主张政治解决，一并解决。
人民党“一并解决”这四个字，一直沉甸甸的压在国民党的心头，国民党既无法反驳（若是反驳，连宋案也追究不了），也无法全部照办（若是照办，陈其美暗杀陶成章、章太炎的事情就难以掩盖），处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因此，国民党方面并不是以案件来打动北疆，而是以党派利益说服人民党，一个劲地劝说：袁世凯对于政党政治深恶痛绝，此番能对国民党下手，下次也能对人民党下手，希望两党密切合作，共同造就民主政治。并表示，一旦倒袁成功，国民党愿意选举秦时竹为大总统。
葛洪义先是笑了笑，选举大总统？革命初期的时候秦时竹就有一次机会，早就放过了，现在再来提这茬，明显纯属诱饵。他也不当面揭穿，只是问来人，将来国会成立，正式宪法公布，国民党是支持责任内阁还是支持总统制。这一问话击中了国民党激进派的软肋，他们可以答应将大总统一职让给秦时竹，却无法接受不是责任内阁地宪法。但来使又不能公开表态，若是摆明说赞同政党内阁、责任内阁，那就说明刚才对北疆的总统职位承诺是句空话，只是给秦时竹一个空头名分而已。
葛洪义一来使期期艾艾，窘在那里的样子，心里顿时明白了对方的全部底牌，他不动声色，说：“如此重要的政策，必然要经贵党高层仔细协商，认真讨论才能办到，我方对此表示理解，倘若贵党同意我党建议，不妨在报界舆论上予以公布，也为国人所信……对于联合讨袁之议，我党以为，袁氏在此次事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尚不清楚，待真相大白，再用法律手段驱逐之可以，若是擅动甲兵，必不为人民所理解……至于购买军火一事，自然好商量，强大的国防为人民所必需嘛。”
徐世昌算是来回访秦时竹的（巨头开会时，秦时竹曾经拜访过他并赠送了他一把手枪），他送给秦时竹的礼物是一套古籍和一幅他亲手书写地书法条幅“老成谋国”。秦时竹见过后，哈哈大笑：“老相国过誉太甚，时竹愧不敢当。”
老狐狸眼睛转得飞快，摸着下巴长长地胡子：“复生谦虚了，此四字是对你最恰当之褒奖，你少年老成，年不满四旬便为国家栋梁，你不谋国，何人敢当此任？”
“我倒更愿意做是您老人家对我的教诲。”秦时竹呵呵一笑，“来人，将老相国地字幅装裱起来，悬挂正厅，时时勉励。”
“老狐狸”毕竟是“老狐狸”，不急于谈论袁世凯的任务，只是先和秦时竹闲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当年主政东北的旧事，说到会心时，和秦时竹相视而笑，宾主间气氛极其融洽。接着，老狐狸话锋一转，谈到了编修清史的趣事，更是妙语连珠，充分展现了老翰林的风采。秦时竹虽然有些奇怪他为何迟迟不进入正题，但既然对方不急，他也不急。





国势 第184章 虚与委蛇
第4章 虚与委蛇
圈子兜了大半天，闲话说了一大通，“老狐狸”终于把话题引导宋案上来了：“复生，宋案一事，你以为如何呢？听说前阵子还有人朝你身上泼污水？”
“不瞒老相国说，对于暗杀，我是从来不赞同的，以前不赞同，现在不赞同，将来更不赞同。因此我认为这么多暗杀案，不管已遂未遂，一并都要解决。至于朝我身上泼污水，我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区区雕虫小技奈何不了我什么。”
“现在袁慰廷也遇到了麻烦。”
“至于袁大总统，受人攻击是再正常不过，我们中国搞民主，实践共和，没有把欧美强国的先进体制和优点学过来，却把那一套尔虞我诈，相互攻击，相互欺骗的习气搬了过来，实在令人有些汗颜。”秦时竹斩钉截铁地说，“就我个人认为，袁大总统宦海沉浮多年，对于政治熟谙于心，肯定不会出此下策……”
“老狐狸”听秦时竹这么说，一时倒犯了难，这到底是真话还是讽刺？袁世凯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别的不说，光是戊戌变法那档子事情，就够得上两面三刀、卑鄙无耻的评语了。终究是需要压倒了理性，徐世昌秦时竹一脸郑重的样子，觉得他的话是真心的。
秦时竹最后又追加了一句：“国民党别的本事没有，捣乱倒是好手，左也捣乱，右也生事，早让我心烦意乱。民国初定，正是休养生息、大事建设的时候，哪里容得下这么多污七八糟的声音？还望袁总统有所明察。”
“老狐狸”此时已完全放心了，高兴地拈着胡子说道：“复生。你这话可就正是老成谋国的意思了，来我这几个字没白送。”
“那是老相国教导有方，当年您主政东北，我可是跟您学了不少东西。”秦时竹恭维地说，“若不是您身负编修清史的重任，我真想聘您做北疆的顾问，共同造福民生。”
“可是我老啦，你还年轻。好好干吧，慰廷也老了，不过他对你很是欣赏，说将来他退休了，就让你把国家担子挑起来。”
“承蒙厚望，愧不敢当……”在这种气氛中，秦时竹向袁世凯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你尽管放手干吧，不要太离谱就行。至于我嘛，其它利益给我一点就可以满足了……徐世昌还真是不虚此行。
和梁启超见面就是另外一副场景了，秦、梁二人再度相见，气氛格外热烈，作陪的袁金铠、朱德等人也是喜气洋洋。
秦时竹拉着梁启超地手。亲热地说：“卓如兄，没想到这么快咱们又见面了。”
“是啊，是啊，最近一直忙于奔走国事。若不然，早就来北疆拜访复生兄了。”
“任公大才，虽然许久不曾得见，但你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我可是每一篇都仔细拜读了，可谓是力透纸背、字字钧钧……”
“过奖啦，过奖啦，我那是书生之见，只会卖弄虚文。比不得复生能干实事，特别是中东路一战，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士气，我可是高兴地夜不能寐啊……”国防军大获全胜的消息传播开后，梁启超也在报章上摇旗呐喊，为国防军助威。
“国防军千好万好，这点实在不好。居然害得先生睡不着觉。”秦时竹风趣地说。
“哪里。哪里，如果天天打胜仗。我就愿意天天不睡觉，这么多年了，只有这一个酣畅淋漓的胜仗啊！”梁启超说到这里，就动了感情，“咱们中国要是都能这样，何必老受洋鬼子欺负呢……”
“来共和、民主的道路是对的，只是令师他……”
“唉，他老了，还是固执地坚守着他那一套，多给他点时间和耐心吧，相信终究会醒悟过来。”谈到康有为，梁启超长叹一声，随即脸色又变得很平静。
秦时竹问起三党合并的进度，梁启超脸色有点尴尬，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说了种种的不如意之处，秦时竹听后哈哈大笑。
“卓如兄，你有时候还是过于天真了，不晓得人心地险恶。”
“此话怎讲？”
“恕我直言，三党合作，其实三党是各怀鬼胎，挑您出头，是为了借重你的牌子，而不是甘愿为了服从你的领导，成为一个真正健全的大政党。瞧他们这副模样，完全是党派利益优先，个人利益优先，和国民党是一丘之貉，哪里谈得上为国为民、忧国忧民呢？”
梁启超汗颜，听秦时竹继续说下去。
“国民党获得大选胜利，还没上台执政，内部已在为总长、次长的位子吵得不可开交……如果说国民党此举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是第一大党嘛。但是三党更绝，还没合并成功，就在为党内位子争论不休，以卓如兄的声望、资历、能力，当个协理绰绰有余，就是做总理也未尝不可，但眼下却要受人排挤……民主政治的这套他们没学会，政客相互倾轧的做派倒学得挺快……”秦时竹滔滔不绝，“你何尝听到这些议员为宪法如何制定，总统如何选举、民生如何建设，国家如何发展出些有意义地谋略？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大话连篇。”
梁启超闹了个大红脸，这些批评意见虽然尖锐，但真是一针见血。
“如果说众大党情况还比较良好，那些小党就更加不堪了，大选过后，小党忽如一夜春风起，全部冒了出来，你也组党，我也建党，你做个党魁，我做个总理，好不热闹。更有甚者，不是以政治理念契合为组党，反而是以同乡、同年、同宗甚至亲属关系建党，湘南的不起湘北，鄂东的不搭理鄂西。跨党、兼党的情况非常普遍，卓如兄。你自己说说，你有几个党籍？”
梁启超有些不好意思，迟疑了半天说道：“大概八、九个，基本上都没征求我意见，就在报纸上自说自话地发出来了，我实在有些懒得辩驳。”
“这就是了，他们不过是为了借重你的名声罢了，何尝有过真正让你主政地机会？”
梁启超苦笑了一番：“自古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我梁启超还不是虎皮，却已经被别人拉来做大旗啦。”
哈哈哈哈，众人大笑，寒暄毕，就是秦时竹和梁启超的密谈了。
通过和秦时竹地谈话，虽然没有直接谈到合并成功与否的问题，但来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问秦时竹了。梁启超在暗自猜度，对方地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如果三党合并，捏合成一个整体并能够在梁启超的统一领导下行事，秦时竹多半还有点敬重之意，若是一个空架子进步党，则很难从秦时竹这边得到实惠。从梁启超个人的利益出发。自然是成为一个独立大党的党魁来得有利，但现在这个独立大党不仅难产，而且梁本人难以掌握其主导权，这个时候。秦时竹那句“倘不如意，便来相投”的话就很有吸引力了，按照秦时竹的暗示，梁启超一旦过来，可以就任人民党地副主席（其余两人是张謇、吴景濂），由于秦本人不出面，这个副主席的含金量比进步党地理事含金量要高很多。再者，人民党的席位、声望、影响力特别是秦时竹所掌握的地盘、军队都不是进步党所能比拟的。加入人民党的好处相当明显。
从政治立场来考量，梁启超觉得自己和秦时竹的立场十分接近，对于大政方针几乎有同样地法，而与国民党相比就比较远。秦时竹和他梁启超一样，认为中国百病丛生，需要下药，但不能太猛，猛了这个病体挡不住。所以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是决计要不得地。但不也不能不下药，像袁世凯这样依旧继承前清地一套。中国只能慢慢死亡；在宪法、民主和共和问题上，梁启超也找到了知音。民主、共和、宪政都是好东西，但中国人并不熟悉，在这个阶段，有一个为国为民的强人比空言平民政治好地多。对于大选的进行，梁启超等人也清楚地到了弊端，广大民众根本就不明晓民主、责任内阁为何物，对他们而言，民生、福利或者说活下去的希望才是最重要的，其余地事情还是留给大人物们解决吧。因此，在宪法体制上，梁启超和秦时竹的意见也惊人的一致，中国政体拟采用实权总统制最为适宜，总理作为总统之辅佐，由总统提名并提请议会通过后方得任命，主要对政府具体事务负责，总统由议会选举，无解散议会之权力，若是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法案，内阁须全体辞职……
从党派谱系上说，国民党是左派（宋教仁算是极左派），人民党是中派（中庸之道），其余三党是右派，袁世凯算是极右派。但中派和右派的立场比较接近，便于双方在抛弃成见的情况下携手，就大的政策方针来考虑，双方的立场基本是一致地，只是在权力分配上，有些偏差。秦时竹希望能够在国会中形成反国民党阵线，前提是人民党负责组阁，安排其余三党人物入阁，梁启超等重要人物都将担任内阁总长。梁启超则希望自己能成功地将三党捏合在一起，以便由自己出任总理组阁，但他愿意将大部分内阁阁员让给议会席位占有优势的人民党。
秦时竹见状，哈哈一笑，说如果梁启超加入人民党，并且成功邀请其余三党共同组阁，总理的位置可以考虑给他，梁启超表示愿意勉为其难的试一试。
虽然关于组阁的协议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双方在两个重大事项上达成了统一。第一是确保两院议长由人民党和其余三党控制，规定人民党出任参议院议长，进步党掌握众议院议长席位，由于四党相加的总席位距离半数还略微有些距离，梁启超提议联络国民党稳健派，作为回报，把两院的副职都让给他们，秦时竹表示同意；第二件事情是尽快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国会投票决定起草委员会，秦时竹表示，要突出学者色彩，突出专家色彩，淡化党派色彩，因此梁启超、杨度、沈家本、伍廷芳等一批名人必须在内，梁启超对此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认为到底是采用实权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必然有一番争论。
秦时竹似笑非笑地说：“我相信袁大总统肯定也是支持地……”
梁启超装作恍然大悟般地“哦”了一声，点头表示同意。袁世凯确实也想搞宪法起草委员会，但他地动作太过于突兀，让人一眼就穿了，秦时竹所谓突出学者色彩，由议会表决通过，更加符合民主程序，也让国民党方面无话可说，梁启超心里不免感慨，同样是一个目的，袁世凯就太过于**裸，不如秦时竹地精明，但秦时竹为什么会为老袁谋福利呢？他有什么企图？
秦时竹仿佛穿了他的心思，说道：“袁总统后面，终究是要由别人来做总统的，不能因为袁公行事而针对他专门制定一个宪法，这不是我们的秉性。制定宪法，是要对千秋万代负责，不是只图一时，当时《临时约法》已经出错了，我们今天要负责将他更改过来，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归是要纠正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