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悠哉人生

“谢谢你！治好外子的病。”乔凤仪亲热的拉着方默南的手，一脸的慈爱，感激地说道。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方默南笑着摆手谦虚道。“不足挂齿。”
方默南转移话题道，“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方默南，这是贺军尧，程世喜。我的朋友。”[
“哦！我也自我介绍一下，小老儿何洪森灭道夺天。”老人笑着道，彼此都认识了却还不知道双方的姓名。
“澳门赌王。”程世喜戏谑道。
“喜哥乱说，人家澳门赌王何鸿燊可是好几位太太。”后世排到五房了，至于现在起码三房了。“何老可是对夫人忠贞的很！”
方默南的话一出口，乔凤仪却是乐不可支，女人不管年龄大小，丈夫对自己忠贞不二，那绝对是件值得称道的事，尤其是丈夫‘财貌双全。’年轻时虽不说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倒也是模样周正，一表人才。不然也不会在众多的追求者中，相中了身分文的他。相中的自然是他的为人，老实可靠、勤奋大气。
贺军尧眼神微闪，黑眸半掩，遮住了一抹心思。南儿不知道眼前这位何老，他可是清楚的知道眼前的这位，地位一点儿也不比港岛的首富差。只是人们往往只记住第一而已。
眼前的何老有着传奇的一生。他的永新集团随着香港的70年代经济腾飞，得到蓬勃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也是赫赫有名。资产也是遍及了各个行业。
“走吧！咱们去餐厅，边吃边聊。”乔凤仪拉着方默南的手向餐厅走去。
餐厅也是古色古香的八仙桌，上面摆满了传统的广式早茶。都是经典的茶点。
广式早茶的精髓在于消遣时间，消耗时间是消极的，消遣时间是积极的，因而时间变得有滋有味，呈现出生命的趣味与丰富。
吃早茶就是吃时间的滋味。人们必须有这份优哉游哉的闲情。不同于一般茶楼，纯粹喝茶，广式早茶则丰富得奢侈。茶，只是个借口，更广泛的是广式点心菜肴粥品。喝茶、看报、会友、聊天、想心思、谈生意。时间原来是空空荡荡的，需要内容填充，人们可以选择吃早茶。吃早茶在语文老师的眼里，是动宾搭配不当的病句，但在这里，早茶真的是吃的！茶的标题裹不住佳肴的美味。
早茶在边吃边聊进行，只谈‘风月’，中华的传统文化。几个年轻人和两位老人。是越聊越投机，老人们惊讶于方默南他三人的知识的宽广，说话时的幽默风趣。常常引得老人开怀一笑。惊得乔凤仪丹凤眼瞪的溜圆，很少看见她家老爷，这么高兴了。方默南他们则欣赏老人，引经据典，说的头头是道。当真是博览群书。
吃早茶，吃了整整两个小时。吃完早茶。他们移驾书房，几人对彼此的心中又有了新的评价和认识。待侍者端上茶水和咖啡、果汁后，悄然退下，房门紧闭，才开始了进入正题谈话。
书房内是一水儿的红木家具，厚重大气。何老抿了口茶，放下茶杯，乔凤仪担心的握了握他的手，他轻轻安抚滴拍了拍。“小丫头面相看的不错，句句直捣黄龙。”
老人闭了闭眼，好似在回忆，没有人打扰，少顷，他道，“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想当年我可是偷渡到香港的。”
“原来您老真的是海里蛟龙。”程世喜真心佩服道。
“嘿嘿……年少轻狂，当真是凭着一股子闯劲儿，60-63年自然灾害！岭南也未能幸免，出现严重饥荒，当时大量居民逃往香港。62年的时候，我和同乡，实在饿的受不了了，再说我家里也父母，也兄弟姐妹，可以说是了牵挂，为了生计才偷渡的。
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我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我们当时的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我们那时候常说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这是促使我们偷渡的直接原因。”
乔凤仪眼睛有些酸涩，她从来没听过她家老头子讲过这些艰难岁月的往事。
“都过去了暧昧仕途。”老人安抚的拍拍乔凤仪的手，接着道“我和同乡是从凤城先徒步走到鹏城的，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我们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鹏城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那时候人们把我们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回”之义。形容的十分生动传神，卒子往前拱，就是过界河，只能向前，不能回头。偷渡者也有很多是游泳过去，很多偷渡的知青都知道，一旦踏上这条路，就不能回头，偷渡失败被抓回原单位或街道，就永出头之日。当时，偷渡的知青们有一句话，“湿开了头，就一定要湿到脚”。不少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偷渡。[
在我的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家乡的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然后涉水偷渡的。
我们涉水都带着五花八门的工具，毕竟要游上一个小时，体力不支的话，有可能葬身大海，通常所选的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哎！想笑就笑吧。”老人看着他们憋笑憋的辛苦道。
方默南他们笑了起来，渐渐的眼泪流了下来，“老头儿那可是九死一生啊！”程世喜感慨道。
“小子，你说的不错，那真的是九死一生，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鹏城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我听当时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偷渡者，那家伙偷渡了十二次，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据他说，60年代以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乔凤仪捂着嘴，眼泪刷刷的，“哎！别担心，我算是幸运的，边防没有开枪，就是被抓到也是收容改造，我比那家伙幸运，一次就成功了。”老人自我解嘲道。
老人陷入回忆有道，“62年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绵延于长百余里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我记得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虽然我们下水的地方离香港最近，可这里的风浪很大，很多人淹死在这里。这是偷渡技术中难度最大的。可由于被边防军抓到的机会最小，所以大多数人会选择在这里下水泅水。”
“当时下水的人很多，可随着游的时间越长，渐渐的就拉开了距离，很多人由于体力不支，掉队了，其结果……”老人没有说下去。他爬到海岸线上，大口大口的喘气，不是激动的站在香港的土地上，而是他活了下来，当时的他，累得手臂再也划不动了，如果不是身边的兄弟帮了一把，也许他也……
不过结果大家都知道，虽然偷渡成功的人有很多，但葬身大海的亦不少，以当时的情景来说，由于饥饿，本身的身体素质就不能支持长达一个小时的泅水。而且所有的救生工具是严查的对象，许多人都是只身涉水的。能活下来，简直是奇迹，游泳可是很耗费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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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悠哉人生 第567章
49年解放后，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农门春色全文阅读。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沪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在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岭南沿线一带。
地域的关系，这里出逃的人数最多。尤其是鹏城当时还叫宝安县，这里成了人村，十室九空，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减。
66年，十年动乱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鹏城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羊城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鹏城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岭南、鄂、湘、赣、桂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员，甚至**干部。有一份来自鹏城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羊城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80年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鹏城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逃了三十年风潮骤然停止。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特区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悠然山水间全文阅读!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才完全消失了!
贺军尧对这些非常的清楚，甚至比眼前的老人知道的更多。老人是亲身经历者，而他可以查阅很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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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似乎想起了小时候的事，笑了笑，“想当年三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随之脸色又沉重下来，“回头望着来时的路，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在黎明前的一丝曙光中看的人心里发毛。”
老人语气沉重的说道，“而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鹏城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我记得听后来偷渡者说，70年代末，鹏城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曾经有一个老人，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让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贫穷与饥饿，造成的逃港潮。人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去赌一把明天。”
一时间房间里静的能听见钟表的滴答声。70年代，正是那些知青为主的逃港者，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青，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相对于后世流行的“北漂”、“南漂”来说，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然而就是这样，也挡不住前赴后继的逃港者。”老人接着道，“我们徒步到达鹏城，人生地不熟的，也不能偷偷打听如何偷渡啊！偷渡的下水时机，什么时候下水，这些我们都一所知，就在我们挠头的时候，就找到了一线光明，我记得当时国内，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当时的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著作的**。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书我最爱读》等。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岭南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我们打着参观学习的名义住了下来。但很快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
“老头儿，你可真够奸诈的。”程世喜打趣道。“既然是反偷渡的红旗村，那么对于怎么偷渡那是了然于胸。”
“呵呵……你没说错，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老人笑了笑，接着道，“当时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和我们一起下水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和一个8岁的男孩。我记得当我们站在香港的土地上的时候，和我们一起游过来的一个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那名农妇，得多狠呐，才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然而刚刚踏上香港这片土地的人们，前路并非一帆风顺。
老人抿了口茶，恢复了些精神道，“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香港很好，却没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里没有根。”他顿了一下道，“吃苦受累不怕，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刚刚到香港没有身份证，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才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的。然而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重生之悠哉人生 第568章
“对于偷渡者来说，最可怕的是遣返。”程世喜手支着下巴，食指蹭了蹭鼻尖，声线华丽优美，一语中的地说道。
“说的对，遣返对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逃港者来说，那打击绝对是令人绝望的、毁灭的。”老人附和道，“我们幸运的是，没有葬身大海，不幸的是一踏入香港的土地，就遇见的警察极品风流教师。港英政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然而我们又是幸运的，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这里，保护我们这些逃港者。
当时的场面很感人！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当时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这里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我们都绝望了，心都碎了，连死的心都有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我们趁着混乱，像头苍蝇似的乱逃。那时候也是第一次遇见凤仪。”老人嘴角挂着一丝似有若的微笑，似怀念，如墨的眼神瞥了一眼身旁的老伴儿。
好似感觉到他温柔的目光，乔凤仪也想起了初见的那一刻，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她第一次见到他是他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刻。虽然狼狈却依然强自镇定，请求她带他们来离开。鬼使神差的她就相信他不会伤害她。才驱车，把他们三人带回市里，然后分道扬镳。
本以为是一次萍水相逢，再交集，谁知道几个月后，再次邂逅，牵扯了一辈子的情缘。
“我们这些人，都是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逃往市里，先开始小心翼翼的。畏畏缩缩的，就怕在被警察抓到，遣返回内地。只能打黑工。挣些糊口的钱，住在贫民区里，直至后来拿到身份证找到正式工作，有了积蓄才搬出去。”他顿了一下接着道，“老实说。当时真的很穷，周围的人和我们一样的穷，当时一门心思逃到香港，以为来了，就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残酷的现实把我们打回了原形。只好打起精神。重整旗鼓，其实就一个字‘学’，自己不足就学什么？不过那时候的邻里关系非常的好。寮屋区的居民都是一样的穷。所以家家都不用锁门。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风气对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家有了病人，几家都会来照看。谁家的孩子没有照看，也会有邻居来帮忙。”老人怀念道。“现在嘛！笑贫不笑娼，一切向钱看。很难再回到那个淳朴的年代了。”
“心境的变化，环境的使然。人们都长大了。”方默南说道。
“是啊！长大了，人心再也回不到最初的那份心境。”老人附和道，话锋一转“你们很难体会当年我们逃港者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数十万的逃港者，则为了生计，在把香港打造为亚洲“四小龙”的同时，默默闻地献出了个人的青春，甚至生命。”
这个方默南知道，听程是非讲那些富豪的发家史的时候，他说道：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他们创造了许多的‘财富神话’。
“当然我们的发迹，主要得益于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他就是草根阶层的努力与挣扎以及他们的顽强不息的历史。”老人笑的很得意。“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乔凤仪却知道，老头子为了准备所付出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白天工作，晚上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书本，那真是废寝忘食。其实她完全可以让她娘家人帮他，不过她知道以他的自尊心不可能接受她娘家的资助，所以他住贫民区，她也跟着，他住政府租屋，她也跟着住公屋。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她们的家房子是换了又换。娘家的姐妹当时都说她是个笨蛋，找虐受。你说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生居然会有这种传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也许她是中毒了，中了他下的毒。
当然向他们这些富裕起来的逃港者相比起来庞大的数字，只是凤毛麟角，许多人也只是在底层苦苦打拼，挣得温饱王妃在后院种瓜最新章节。然而这些出人头地的少数人，离不开香港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60、70年代世界的经济开始腾飞，在几十年内，走向了高度富裕，也造就了亚洲四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