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官场

近年来，我国空军航空兵瞄准未来高技术战争，改革训练模式，普及了模拟训练，建成了现代化的综合训练基地，成立了蓝军分队，实现了以技术训练为主向战术训练为主的转变。各部队积极挖掘人和战机潜能，探索以手中装备克敌制胜的新战法，经常组织复杂气象飞行、远海截击、夜间编队、低空、超低空、大速度地靶、实弹轰炸和导弹攻击、电子对抗条件下的超视距空战和恶劣气象条件起降等高难度课目训练。装备新型战机的重点部队飞行员们在训练中常常将载荷数拉到罕见的8g～9g，许多飞行科目突破了各国空军同类飞机飞行训练标准。目前，空军航空兵团大部分已达到甲类团标准，航空兵师长都能带队升空作战，航空兵团长都能飞四种气象并胜任指挥和教学，重点部队飞行员全部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个个都是四种气象飞行员兼教练员以及四机带队长机。
宝剑锋从磨砺出。新一代中国空军航空兵飞行员用辉煌的成绩告诉世界：在未来战争中，中国空军航空兵必将是一支攻防兼备、无坚不摧的“长空利剑”。这是小子的一些想法”
可是李凯说完后久久没有得到众人的回应心中很纳闷抬起头之后看到了一幕令他吃惊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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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官场 正文 0087 打到小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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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吃惊的众人李凯轻轻的咳了一声，王老等人在李凯的轻咳下缓过神来有些不好意思的向李凯笑了笑。这时候坐在李凯身旁的王语嫣问道“李镇长，你刚才回答的问题好像与你现在的工作毫无联系吧？”
“呵呵，我是一个军事迷所以对这些事情还是比较理解的”李凯解释道
听了李凯的解释王语嫣虽然有些不相信但还是点了点头，这时候王老再次讲话了“小伙子，那你对我们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有什么看法”
看着王老充满期待的眼神李凯沉了沉神说道“王老其实远在秦汉时代，华夏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远洋航海通商和渔业生产活动，南海已成为重要的华夏海上航路。从此，华夏人民频繁航行于南海之上，穿越南海诸岛，最早发现了这些岛屿礁滩，并予以命名。华南沿海一带从华夏秦朝时开始已经是华夏领土，从华夏西汉到唐朝末期现越南中部和北部是华夏领土，南海已经是华夏领海。华夏元朝政府还多次派军到到越南北部平叛和越南南部，华夏元朝南方海军经常在南华夏海巡逻到婆罗洲。华夏明朝海军多次通过南海下西洋，是南海的唯一正统力量，南海的东南亚国家的君主从元朝开始到清朝接受华夏中央政府的册封才是合法正统的，南海周边国家从元朝开始到清朝是华夏中央政府的藩属国。海南岛在华夏西汉开始已经是华夏领土，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华夏的神圣领土。华夏人民最早发现这些岛屿礁滩，长期以这些岛屿礁滩为基地进行渔业捕捞生产和居住，世代相继对这些岛屿礁滩进行辛勤的开发和经营，华夏政府最早对这些岛屿礁滩实行管辖和行使主权，所谓越南等南海的东南亚国家拥有南海主权得到说法根本就是放屁。”当李凯说道这里的时候坐在王老身边的一位连长叫了一声好，王语嫣有些莫名的看了那位连长一眼……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越、菲、马等国以军事手段占领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活动并提出主权要求。对此华夏政府一再严正声明，这些行为是对华夏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非法的、无效的。这些国家的所谓法律依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而时下，面对夹杂有领土争连端、资源开发、共同安全、权力角逐等复杂矛盾的南海问题，我国如不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战略清晰态度，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面临内外可以预料和无法预料的多重矛盾压力，在相当大程度上牵扯很大一部分外交精力，甚至干扰中国“九五”规划的战略全局。在谈到南海问题的战略方针时，邓老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了“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构想，我国政府积极与南海有关国家开展外交协调和磋商，并于1996年11月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对于缓和地区局势和推动共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稳定基石作用。
总体来看，邓老的战略构想是基于一种务实的精神，通过极力扩展利益增量来模糊矛盾存量。其中，主权归我是原则和前提，搁置争议是策略和方法，共同开发是目标和秩序。
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急剧提升，周边邻国对我国的战略模糊方针产生了种种顾虑，我国时而强硬时而温和的外交表现，也让周边国家对我国的战略走向捉摸不定。于是，一些国家开始尝试触摸我国战略心理底线的小动作，观望我国可能的政策表现。
对此，我国国内战略界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应该保持克制，继续为我国现代化赢得战略机遇期；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我国应当采取强硬态度，甚至不排除选择打的可能。实际上，南海争端的根本在于各方是否否定了“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对于那些违反了“主权归我”原则、试图改变主权事实的行为，不管属于哪一方，我国应该采取明确的态度，不排除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捍卫主权事实的选择。当然，只要各方仍然认可国际法和一系列国际文件所确认的主权归我的事实，我国也无须过激反应，仍可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
因此，面对诸多试图挑战我国原则底线的行为，无原则的克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原则问题采取战略清晰的态度，打掉一些国家试图改变主权归我现状的幻想。
在“主权归我”的原则前提下，可对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各种行为进行归类，对每一类问题采取明确的战略方针，是解决当前南海争端的关键。目前来看，从战略清晰方针出发，南海问题有三类问题需要作出明确表态：
第一类问题是岛屿主权问题。岛屿主权是一个双边问题，无须纳入国际化的多边轨道。
对于目前有争议的南海诸岛礁及其12海里我国领海海域，我国在明确宣示主权基础上，欢迎一切基于主权事实原则的双边对话和谈判，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开辟谈判解决问题的空间。但对一切试图侵犯我国领土和领海主权的行为，我国也应采取明确果敢的应对措施打掉各种幻想。这与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政策是不矛盾的，我国欢迎一切和平发展的努力，但也坚决反对侵犯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第二类问题是南海航海自由和无害通过的问题。航海自由和无害通过是一个国际海洋法问题，应该交给海洋法和国际法专家通过联合国多边平台解决，不应该被误当做政治问题。
我国历来坚持南海的航海自由，从来没有限制各国船只基于和平发展目的的自由航行。对于我国历史性水域也就是我国的传统“u形线”，我国可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的精神，明确表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框架内承担相关国际义务，明确保证其他国家船只的无害通过和航海自由。问题的关键是一些国家在该地区的舰机航行并非无害通过，而是基于军事监听和侦查目的，那就不是无害通过的问题了。
第三类问题是油气资源和渔业、旅游等资源开发的问题。资源开发是一个国际公共利益的分配问题，应该纳入一个地区相关者共同参加的多边平台解决，无须域外大国以军事或者其他威慑手段高调介入。
对于整个南华夏海包括涉及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等水域，我国可以明确宣布多边主义的行动战略，与地区内相关国家合作，就开发油气资源、保护渔业资源、环境保护、打击海盗、人道救援等诸多方面出台具体规划，特别是就共同开发的原则、油气分配规则以及利益均沾问题展开深入的对话和谈判，积极推动地区共同繁荣。目前的问题是，一些国家在资源开发上奉行单边主义，片面占有本应属于共同分配的利益，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只要奉行战略清晰的方针，采取具体问题分类处理的路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获得解决。相反，如果把众多问题卷在一起，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令局势更加复杂难测。特别是一些国家试图引入域外大国，靠军事演习制造“象征性同盟”的假象，一旦把局势搞僵而擦枪走火，到头来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远亲不如近邻”，作为在该地区共享利益和共担风险的成员国，我国和其他地区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南海问题上，相比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其他问题都是小问题。只要不改变现状，不挑战原先达成的原则和共识，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一些国家暂时有困难，我国也可以伸以援手，共克时艰。但如果非得要以此挑战底线，进而引发冲突和更严重的后果，我国也不怕。总之，惟有坚持原则，进退有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海问题。”
说道这里李凯喝一口水继续说道“还有今年以来，南海局势再度紧张，它与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年上半年，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访问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时，就乘答记者问之机，谈到美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宣称希望维持南海的航行自由，而且南海争议的谈判应该是多边的。7月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外长论坛上表示，南海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利益，为解决南海问题美国有意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阮芳娥也曾公开宣称：“美国军舰进入越南港口，对越南来说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显示了国防事务上的地区平衡。我认为美国将在区域内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接着，美国总统老布什公然插手南海问题。在第二次美国—东盟峰会上，老布什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在纽约就加强美国和东盟关系举行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的主权争议，强调南海的航行自由很重要。在会谈开始之前，老布什还承诺将深化美国和东盟的关系，将在亚洲事务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问越南时声称，亚洲国家应该通过多边渠道解决领土争端。他向亚洲国家保证，美国仍将参与亚洲的安全事务，保护东南亚国家。在10月于河内举行的“首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上，盖茨又表示，区内的核心问题包括领土纠纷、恐怖主义活动、打击海盗，但依靠双边关系已经很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由多边组织处理。
而在此前，美国历届政府对南海问题的立场都是保持中立，为什么现在公开的支持东盟等国家呢？事实上，美国企图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已经蓄谋已久。近年来美国一直有意将曾经放在海湾和伊拉克的外交重心转回到亚太地区。老布什上台后，为恢复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一直在加强与东盟的接触，如去年在新加坡首次与东盟领导人举行会谈，明年又决定参加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东亚峰会等。
美国以制造南海局势紧张的手法，从内到外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目的是使我国将更多的战略资源投入到解决南海问题上来，以遏制我国的崛起。
而某些与我国有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的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也的确想让美国来替他们讲话，以便在与我国讨论南海问题时腰杆更硬。
目前，东盟国家正在酝酿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希望以此来巩固某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利益。他们认为，1991年制定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虽然是解决南海争议的文件，但没有约束力，也没有法律效力，故希望能制定一个具有法律作用的新协议。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二世今年上任伊始就表示，东盟国家应制定一个新的具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美国获悉后甚为欣慰，表示愿意充当东道主，主持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会议，确保南海航行的安全。阿基诺三世访美时，把这个问题作为见面礼送给了老布什。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哈里-托马斯也公开表示，为了解决东盟成员国与中国在南海的领土纠纷，美国愿意协助在此地区制定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美国介入南海问题并不是真正要帮助东南亚国家，不过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方式，想通过此事来确立其在东南亚的领导权。对于这一点，某些东南亚国家是有所警觉的，例如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就明确表示，南海谈判应该在东盟国家与我国之间进行，不需要美国或其他任何第三方介入。同日，马来西亚媒体亦发表文章指出，“华盛顿不能太兴高采烈地插手地区事务，这样做只会制造麻烦，而非解决问题”。印尼《雅加达邮报》也发表文章称，南海是和平稳定的海域，不能为讨好美国而破坏与我国的关系，并呼吁政府抵制美国的意图。
面对美国在南海的制衡和“围堵”，我国应改变以往在外交上过于低调的做法，展示出自己强硬的外交姿态和武装实力，通过彰显军力来为外交斗争提供后盾支持。今年夏天，解放军北海、东海和南海三大舰队主力驱逐舰，在南海举行多兵种合作实兵实弹演练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向外界表明，经济迅速发展、军事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华夏，有信心有能力维护自己合法的海洋权益。
我们应该借鉴毛老的意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比处之”
“好”王老在听完李凯的话之后大叫了一声好，并且说道“小凯，有没有兴趣来军队发展啊！我很看好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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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官场 正文 0088 考验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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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对现在我国在西藏、新疆问题上是什么看法”王老说道
听了王老的话李凯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道“王老，我一个毛头小子那里能懂那么多事情啊！”
“没事嘛，谈谈自己的看法吗？”王老鼓励道
“尽管新疆和西藏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它们必然影响甚至牵制我国的国际关系的未来。新疆和西藏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被困的内陆国家，世纪之久的强国梦则无从实现。
为什么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新疆和西藏越来越呈现出两个互相关联和互相强化的过程，就是国际化和区域化。国际化指的是新疆和西藏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制约我国的有效战略手段。这段时间内，西方各种势力利用西藏问题对我国发难。在西方的推动下，西藏问题在西方已经变成一个高度道德化的议题。西方在把达赖和藏独运动道德化的同时尽力妖魔化我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西方的这种政策在间接但有效地推动着藏独运动的暴力化。原因很简单，一旦藏独被道德化，暴力就会被美化。
尽管这里也包含着西方社会北一部分人对西藏问题的同情，但是从西方政治力量来看，更多的是把西藏问题作为遏制战略。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达赖喇嘛的继承人问题的凸现，西藏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峻。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正在加入海外藏独运动。就是说，西藏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和海外西藏人之间的问题，更是我国和西方之间的问题。
新疆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更为严峻的话。在全球性反恐战争之前，西方基本上是把新疆问题视为是我国的人权问题，对我国一直保持着压力。在反恐战争开始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把反恐和人权问题区分开来，承认我国在新疆的反恐运动。但即使如此，西方在新疆问题上一直坚持其双重标准。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一直对海外的新疆独立运动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如金融方面资助。尽管西方世界本身也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但一旦当处理和我国的关系时，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有“好”的恐怖主义和“坏”的恐怖主义之区分。一些国家也不时地把我国的反恐和人权民主联系起来。类似这样的举动无疑也纵容着新疆恐怖主义。
西藏和新疆问题也影响着我国的周边关系。我国的快速经济发展和崛起对我国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国家积极和我国合作，谋求共同的发展，但另一些国家则视我国的发展和崛起为威胁。这些国家视我国为假想敌，也想利用西藏和新疆问题来应付我国。不管我国如何处理，新疆问题必然影响我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
传统上，我国当政者的噩梦就是“内忧外患”。新疆和西藏问题就是当代的“内忧外患”。传统上，“外患”经常是由“内忧”引起，但在上述国际化和区域化的影响下，“内忧”越来越倾向于由“外患”而引出。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因为我国民族问题的存在，西藏和新疆是我国内部容易发生类似于“颜色革命”的地方。西方意识到，比较容易动员西藏和新疆的民族意识来和我国较量。应当强调的是，颜色革命并非如西方所说的是为了人权和民主。如果说，新疆和西藏的乱和西方有关，那么在我国境内，没有哪一方会是受益者，所有方都是受害者。境内的西藏人和新疆穆斯林是受害者，汉人是受害者，我国政府也是受害者。真正获益者就是海外各种恐惧我国的政治势力。
新疆和西藏问题成了内政和外交的结合点，这里“内忧”和“外患”没有明确的界线。正因为这样，我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和西藏视为我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这显然具有充分的政治理性。新疆和西藏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社会稳定的问题，不仅仅是民族问题，而且更是国家统一的问题，并且从国际关系上来说，更具有其至高无上的国际战略意义。
无疑，西藏和新疆已经成为我国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一旦被认定核心国家利益，我国政府就必然作外交动员，动员一切尽可能的资源，来应付这些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已经消耗了我国政府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的外交系统已经开始穷于应付与新疆和西藏有关的问题。例如每次达赖喇嘛访问一个国家都会导致有关方面的紧张和惊慌，每次访问之后，我国和该国的外交就会趋于低潮。
多年来，我国高调谈论海洋外交的问题，思考着我国如何变成一个海洋国家。这也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我国的发展，我国迫切需要发展和海外的关系，并且我国的（至少）经济利益也开始走出去，我国需要海洋外交来增进和保护我国的在国际社会的利益。然而，随着新疆和西藏问题的频繁发生，我国的海洋外交正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制约。我国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海洋外交和内陆外交的争论。人们对我国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一直具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内陆问题或者内陆外交是我国成为海洋国家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正在重复着自身。
如何跳出历史的重复？这考验着我国的领导层。这里，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思考。首先是新疆、西藏问题本身。尽管因为全球化和区域化等因素，外在的影响不可避免。不管我国在外交方面作怎样的努力，西方和周边国家绝对不会放弃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的战略考量。这就要求我国从内部来解决问题。外部因素总是要通过内部因素发生作用。在这方面，我国需要重新思考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并且在此基础上要花数十年时间，下大力气来调整民族政策。如果西藏和新疆问题能够成为内部发展的重要议程，问题并非不能得到解决，至少可以把这些问题置于可控制的范围内。
其次，我国也需要思考其国际战略的重心。鉴于我国的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我国的外交重心必须放在亚洲。如果我国不能在亚洲崛起，那么很难谈得上在国际上的崛起。考虑到新疆和西藏问题，这种转移显得更为重要。我国在周边外交上已经有不小的努力，例如积极组织和参与江汉合作组织，但这些远远不够。在这方面，我国要重新思考坚持多年的外交为经济服务的原则。我国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经济能力，在很多方面，经济必须开始为外交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要继续海洋外交。把西藏和新疆作为有效的手段来制约我国，把我国限制在内陆国家，这是西方的战略。我国如果放弃了海洋战略，而把所有精力放到内陆外交，这是西方所希望看到的。但正如我国本身的历史所显示的，内陆外交战略会使得我国的发展不可持续，甚至导致发展危机。可惜的是，即使在海洋战略方面，我国有关方面说得不少，但没有具体的行动。我国要成为海洋国家，但并不具备足够的手段和工具。在海洋战略方面，我国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恩惠”，尤其是美国，就是人们所说的我国“搭便车”的问题。尽管“搭便车”在一定阶段也是一种选择，但从长远看，非常不可靠。作为大国，我国必须依靠自己。
应当看到，海洋战略的强化会缓解甚至解决内陆外交问题。我国还没有崛起之前，西方诸国都想围堵我国，但等我国崛起了，西方就改变了策略，承认我国的崛起。同样道理，现在西方和周边国家都努力寻找各种牵制我国的因素，遏制我国的影响力走向世界。新疆和西藏只不过是他们的手段。但等我国真正成为具备了全球性影响力的大国，那么西方和周边国家就会改变其策略。很显然，很少有国家想打美国国内或者周边国家的注意。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必须加速建设海洋国家的速度。只有我国具备了足够而强大的海洋国家能力，才能有效遏制甚至消除能够影响新疆和西藏内顾问题的外部因素，也会促使我国周边国家向我国调整政策。
我国当局和多数媒体将这两个事件归结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者三大势力，固然没错，直接将这两个事件的主谋或者说责任者归结到达赖集团领导的“藏青会”和热比娅领导的“世维会”，也没错。然而，这并不是解决解决新疆和西藏问题的根本。